专而精，泛而浅。人一旦涉及的面广泛是无法达到精益求精的，只能看到非常浅显的表面，是没有益处的。然事有例外，这个理论在今天我们所讲的这位大师面前就完全不成立了。

刘奎龄（1885─1967），字耀辰，号蝶隐，自署种墨草庐主人。中G近现代美术史开派巨匠，动物画一代宗师，被誉为“全能画家”，能工善写，擅长动物、植物、人物画及山水画，他描摹的动物种类之多，范围之广至今无人可追。

他善于“势”的营造，绘画作品“虚处不嫌窗框松，实处勿感板结紧”，其画风华滋清润，厚劲灵动，意境深邃。其创作恰与徐悲鸿的“尽精微，致广大”契合。

刘奎龄是传统派和中西融合派的中坚，他从古典主义、文艺复兴、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甚至印象派光色运用、油画技术以至夸张变形中吸取营养，他注意到西方现代艺术与中G传统艺术在创造精神上的相似性，光大了传统写实技法，其艺术风格影响了惠孝同、刘子久、陈少梅、刘继卣、何家英等北派艺术家。

在历代画史中，鲜有像刘奎龄这样表现题材如此广泛的画家，举凡翎毛花卉、水族鳞介、草虫蔬果、走兽、人物、山水，靡不涉猎，尤以花鸟、草虫、走兽最为见长，传世作品的数量也最为可观。技法丰富还新颖，画面丰富和谐，清新优雅，写实而主风神，堪称画坛之独步。为了在艺术实践中突破传统工笔画的僵局，以及为更新传统画法辟一新路，刘奎龄先生献出了毕生的精力。

名家辈出的二十世纪画坛中，刘奎龄是一位卓而不群的艺术大师，他在时代的艺术涅盘中悄然崛起，除了具备一般艺术家的天分及其自身素质之外，也有许多违背艺术规律与常规逻辑之处。古人云：学者必有师。刘奎龄却是独辟蹊径、自学成才。

刘奎龄私淑古人，却不拥有古人的真迹，只能梭巡于“借观”名家真迹和珂罗版印刷品之间；古人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而刘奎龄却躲在津门近郊土城小院成“一统”；他没有出国留洋，也没有进过正规的美术院校，却在中西文化互渗的花鸟画、动物画的技法之结合上得是如此优秀。这或许是其获得成功的“秘笈”之一罢。当然这一切亦和刘奎龄于传统私塾教育的基础上，较早的接受“新式教育”有相当大的关系。

刘奎龄先生对传统的意境美有着独特的体验，对“洋为中用”有着独到的理解，他用中G画的工具材料，将西方绘画的写实精神挖掘得恰到好处。他的画既有工笔特色的精意结构，又有水墨小写意的笔墨韵趣，二者结合得水乳交融。以其宽广的画路，为丰富发展中G画的技法开拓新的表现领域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刘奎龄的国画技艺全面，花卉、禽鸟、畜兽、山水画均取得了较高的成就，但画畜兽、禽鸟的造诣最能独步画坛。他真正做到了将古今优秀的笔墨传统、现实生活中的自然物象、西洋画的真实感和整体感与其丰富活泼的艺术想象，极为圆满地融为一体，形成了别具一格的艺术面貌。

刘奎龄一生创作颇丰，其作品涉猎题材广泛。他博采众长，融汇中西，独创“湿丝毛法”、“景衬法”、“计白当黑法”等动物画技法，将用笔、用色与用水灵活地结合在一起，以多种颜色调配成典雅的色泽，惟妙惟肖地表现禽鸟畜兽的形体结构、肤色光泽，收到了极佳的艺术效果。

对于传统绘画，刘奎龄有很深的功底。他不是简单的临摹，而是真正的吃透、掌握、融会贯通，接触到西方绘画后，他能合理地学习借鉴、巧妙融合，这是很难做到的。

刘奎龄的绘画艺术大致分为3个阶段：第一阶段是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研究五代、宋、元诸家，画风受明、清影响；第二阶段为30年代后期，在学习郎世宁画法基础上，将西洋画之色彩、透视比例融合于中G传统工笔国画之中，形成自己特有的艺术风格。其作品纤细逼真，神态自然。第三阶段是40年代后，画技又进一步，自成一家。与刘子久并称“津门二刘”。

刘奎龄是中G20世纪中G美术的杰出代表。刘奎龄绘画艺术风格映射出近代中G文化与西方文化相互融合的大趋势。他一生追求写实，浓缩了20世纪中G写实绘画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