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书画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独特的审美情趣,无论是古代还是现在,无论是王侯将相还是商贾贵胄,都热衷于收藏古玩书画,民国四公子就是收藏界的代表人物。
民国四公子,是指民国时期四位有名的世家子弟,关于四人的身份说法不一,不过流传最多的版本还是张学良、袁克文、张伯驹和溥侗这四位。
一、张学良:莫逆之交缘起一幅“假画”
在世人眼中,张学良是风流倜傥的民国四公子之一,是指挥千军万马的“少帅”,似乎有点不学无术的公子哥、一介武夫的味道。而实际上,张学良乃一儒将也,他不仅国学功底深厚,精于诗词,更写得一手好字,行书、楷书、隶书、篆书皆有不凡功底。龙飞凤舞的草书、遒劲秀丽的正楷、行云流水的行书、凝重精美的篆体,张学良样样信手拈来。
张学良不仅自己作诗写字,还善品鉴,喜收藏,广交文人雅士,是民国时期收藏界最负盛名的“四公子”之一。按照张学良自己的说法,“我当年在北方,我算是差不多第二,就不能说第一。我要是第二个,就不算头一个,就这么讲。我从前没有别的嗜好,就是收藏字画,个人渠道也有,拍卖的也有,一种嗜好。”
在历代名家的书画里,张学良尤其喜欢石涛的画作,为了能够买到石涛的真迹,张学良不惜重金,买了很多石涛的“真迹”。然而,这些“真迹”却并非出自石涛本人之手,而是张大千“伪造”的。
张大千当时号称“蜀郡大千居士”,仿石涛的画已出神入化,几乎到了以假乱真的地步,很多收藏家都曾被他骗过,这其中就包括张学良。然而,自知“受骗”后的张学良并没有生气,反而借宴请沪上名流之机,邀请张大千赴宴。并且谈笑风生地向众人介绍了张大千。从此,“二张”开启了一段莫逆之交。
张学良从20多岁起他就开始收藏书画等艺术品,收藏历史长达70多年,藏有高质量的艺术品300余件。“满洲国国务院逆产处理委员会”等编有一份张学良收藏的《书画目录》。共有书画藏品二百四十一种,六百三十三件,其中煊赫名迹有:王献之《舍内帖》、李昭道《海市图》、董源《山水卷》、郭熙《寒林图》、宋徽宗《敕书》、米元晖《云山图卷》等,另外还有赵孟頫、吴镇、王蒙、文徵明、沈周、唐寅、仇英、“四王吴恽”、石涛、八大山人等人,以及慈禧、光绪的书画和日本近代名画家的作品。可惜此后有一大批藏品在抗日战争结束后被日伪汉奸洗劫一空,实在是可惜。
二、溥侗:喜欢唱戏的收藏家
溥侗生于同治十三年,是贝勒载治第五子,所以有“侗五爷”之称。他也是满清宗室后裔中最有才华的“顽主”,位列民国四公子之一。这位“侗五爷”从小就在上书房学习经史子集,而且他尤其喜欢收藏金石、碑帖,还喜欢唱戏。
他对于昆、京艺术,生、旦、净、末、丑兼工,并对戏剧音乐如笛、二胡、弦子、琵琶等无所不通。清末民初之际,每逢春秋佳日,溥侗便会约上朋友到北京西山大觉寺小住,溥侗弹奏一曲《高山流水》,使人顿入绝尘脱俗之境。溥侗不仅通晓辞章音律,还精于古典文学和文物鉴赏,特别之于金石、碑帖可谓大家。
作为满清的皇室贵胄,溥侗大小也是个皇族子弟,家里的收藏自然是十分丰富。北魏《马鸣寺碑》、《龙门二十品》、《孔子庙堂碑》、《西安本庙堂碑》等均有收藏。
“信手挥霍,爱之必取”是溥侗的收藏态度,有一次,溥侗相上了言菊朋院子里的一棵树,认为姿态很有画意,想移植在自己的家中,便与言菊朋商量。言菊朋说:“我没打算卖树,您如果十分喜欢这棵树,我就送给您,可是您怎么搬走?要是移到您家种下去不活,那不是白饶吗?”
为此,溥侗请来护国寺悦容花厂工匠,在言菊朋家对这棵树养护了五年,运走之时还拆了言菊朋家和自家的一段院墙,才移植成功。然而末代皇孙再厚的家底儿也经不起这样折腾,进入民国之后,溥侗的生活开始走向困顿,后来竟然要靠借钱过日子,万般无奈之下,只得变卖藏品,换成现大洋。溥侗虽未因收藏留名,其“随性而取”的藏家风范却为人所称羡。
三、袁克文:为收藏曾挪用公款
袁克文,号寒云,因而人们称之为袁寒云,他是风云人物袁世凯的二儿子。虽然在生活上,袁克文放浪不羁,妻妾成群,而且还加入了上海的青帮,混成了“黑社会”。但他同时也精通书法绘画,而且十分喜欢收藏书画、古玩,为了收藏甚至还曾挪用公款。
作为“洪宪皇帝”袁世凯的次子,袁称帝后,袁克文自然就成了“二皇子”,这时候巴结他的人是趋之若鹜,喜好收藏的袁克文一下子得到了大量的古籍善本,大大充实了自己的收藏。然而,好景不长,袁世凯死后,袁家开始没落,平日里养尊处优惯了的袁克文依然习惯于挥金如土的日子,很快袁世凯留下的家产就被他败光了,万般无奈之下,袁克文只能靠卖文卖字度日。
袁克文不仅喜欢收藏,而且文章写的好,军阀张宗昌看中了他的文采,委派他携带3万银元赴上海办报,结果当时的袁克文正好迷上了集邮,他到上海不到一年,就将办报的公款全部买了邮票,这下闹大了,他还因此被张宗昌通缉,无奈之下,袁克文只得离开上海。
这样一位昔日里挥金如土的“公子哥”,晚景却是十分凄凉。他死的时候,家人没钱安葬,翻箱倒柜之后,才从笔筒里找出二十元钱。
四、张伯驹:为了收藏倾家荡产
“民国四公子”中最痴迷于收藏的,首推张伯驹。在近现代的收藏界,没有人不知道张伯驹的,张伯驹是当时的直隶总督张镇芳的侄子,父亲是民国道尹张锦芳。张伯驹从小出生在这样一个官宦世家,衣食无忧,但他却对官场不感兴趣,偏偏醉心于古代文物,致力于收藏字画。
7岁那年被过继给当时河南项城张家,最有钱有势的人---张镇芳。张镇芳当时跟同为大户的袁世凯家族,关系可非同一般。这也使得张伯驹有机会跟袁家接触,并且还跟袁家的几个孩子一起在英国人办的书院里读书。
接受西式教育与父亲的授意,几年后他顺理成章地成了军人,不过书生意气的他哪是当军人的料,而且他打心眼里厌恶军队,对军阀混战更是深恶痛绝。好不容易在军队混了几年,实在熬不下去的他离开军队。三十而立,转投金融界,开始帮父亲打理银行。
名义上是银行的常务董事,其实就是个闲差,有大把大把的时间,这也使得伯驹长久以来压抑的文人天性,得以彻底的释放。
张伯驹年轻的时候,也是个浪荡的公子哥。从30岁开始,他对中国古代书画产生了兴趣,从此走上了收藏之路。为了收藏,他毫不吝啬钱财,不惜一掷千金,甚至是倾家荡产、债台高筑。张伯驹的藏家地位和影响力在当时可以说是无人能比,经张伯驹经手的诸如李白的《上阳台帖》、杜牧《张好好诗卷》、黄庭坚《诸上座帖》、赵佶《雪江归棹图卷》这样艺术史上的杰作,就有118件之多,被称为天下第一藏。
其中西晋陆机《平复帖》、隋代展子虔《游春图》最为如雷贯耳,合称双壁。
1937年卢沟桥事变,唯恐《平复帖》流于海外,张伯驹以4万大洋买下不足一尺的《平复帖》,不考虑通胀,仅从字面上折算,就相当于现在的400多万。购得《平复帖》十年后,《游春图》出现,张伯驹本来建议故宫出面买下,并表示如果经费不够,自己“愿代周转”,但故宫方面没有回应。
无奈之下,张伯驹忍痛卖掉占地十余亩的精美宅院,换得220两黄金,再加上夫人潘素变卖首饰换得的20两黄金,才避免了《游春图》流出国外。
然而这使得张伯驹一家变得债台高筑,而且还为他带来杀身之祸。重金买下《游春图》的事情被传开,他马上就被汪伪的特务组织绑架,索要300万。家里没钱,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变卖字画,但当潘素设法去看了张伯驹一次,丈夫却告诉她:“我死了不要紧,字画一定要留下来,千万不要卖掉字画来赎我”。
就这样冒着随时被撕票的危险,先前的公子哥硬是和绑匪僵持了8个月,最终绑匪妥协了,把赎金降到了40万,潘素与张家人多方筹借,才将他救了出来。重见天日的张伯驹很快离开上海,辗转多地去往西安,并把唯一的女儿托付给自己的友人,此后几年和妻子多次往返北京、西安。
女儿直到长大后才知道,原来这几年母亲为了不让这些国宝级字画出意外,把它们小心翼翼地缝在被子里,一路担惊受怕地带出北京。
1952年,夫妇二人将让他们倾家荡产的《游春图》原价让与故宫,1956年更是将30多年来收藏的《平复帖》《张好好诗》等8件字画精品,无偿捐献。这也成了故宫博物院的镇馆之宝,“张伯驹先生捐献的任何一件东西,用什么样的形容词来形容它的价值都不为过。”
政府也为此奖励他们20万,不过被张伯驹拒绝了,时任文化BU长的的茅盾,为张伯驹颁发了一张褒奖令,这张薄薄的纸片,张家人至今仍仔仔细细保存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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