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书法划分为五个流派：吴昌硕的“吴派”、康有为的“康派”、于右任的“于派”、郑孝胥的“郑派”和李瑞清的“李派”。郑孝胥是其中一个流派的创始者，其书法地位可想而知。

他学问做得好，书法尤其绝妙，一手魏碑苍劲朴茂。“交通银行”这四个字，出自他的手笔，沿用至今。如果他不当伪满洲国总理，本该家喻户晓，流芳书坛。

郑孝胥（1860年--1938年），字苏戡，号海藏，人称“郑海藏”，祖籍福建省闽侯县。近代政治人物、书法家。清光绪八年举人，曾历任广西边防大臣，安徽广东按察使，湖南布政使等，辛亥革命后以遗老自居。1932年任伪满洲国总理大臣兼文教总长。善楷书，取径欧阳询及苏轼，得力于北魏碑。他还是诗坛“同光体”倡导者之一。

世代书香 诗创“同光体”

郑孝胥出生于苏州胥门，故名孝胥，字苏戡。他祖上世代都是读书人。据统计，自郑孝胥的曾祖父郑鹏程开始，郑家四代之内有十个举人，其中五个成为进士，更有三个被皇帝钦点为翰林。郑孝胥受家学影响，22岁时便高中福建省乡试解元。后入仕途，官运亨通。

清末诗坛，“同光体”大行其道，郑孝胥便是其中之执牛耳者。“同光”指清代“同治”、“光绪”两个年号。光绪12年（1886年）郑孝胥在北京时，与陈衍标榜“同光体”之名，宣称指“同、光以来诗人不墨守盛唐者”，随着后期大批文人的追捧，“同光体”逐渐成为一种成型的诗风。

郑孝胥写诗特点是意度简穆，韵味淡远，造语生峭，往往清言见骨。这在当时有很广的影响。一向自视甚高的晚清大吏张之洞，也叹服郑诗“自明以来皆不能及也”。

与民国为敌 晚节不保

在晚清，郑孝胥属于新派人物。他曾在1898年参与变法维新；立宪运动时期，出任预备立宪公会会长，要求清廷速开国会，实行君主立宪；他还参加了上海商务印书馆、上海储蓄银行的创建以及新式教育的推动等。

1911年辛亥革命之后，他不问政事，以遗老自居，寓居海上，鬻字为生。他看着袁世凯一生众叛亲离、郁郁而亡；也目睹了张勋的复辟丑剧……终于在1918年1月份的一天，不堪民国乱象的郑孝胥在日记里写下这么一句：“余与民国乃敌国也。”这或许为其后半生定下了基调。

1923年郑孝胥入故宫为溥仪讲《资治通鉴》。1924年北京政变后，协助溥仪出逃。大约在此时，他跟溥仪提出了Z名的政治预言“三共论”：“大清亡于共和，共和将亡于共产，共产则必然亡于共管。”

九一八事变后，郑孝胥唆使溥仪投靠日本。1932年伪满洲国建立，任国务总理兼陆军大臣和文教部总长，并获得了“建国功劳金”（又叫机密费）30万元。同年9月，与日本政府代表武藤信义签定日满议定书，承认日本在伪满洲国的特殊地位与驻军权。1934年溥仪称帝后，任国务总理大臣，于1935年5月21日被革职。

投靠日寇，加入伪政权，是郑孝胥一生的转折点，自那以后，他与日本关东军上层人物广泛接触，溥仪小朝廷在东三省的影响，都成为郑孝胥书法声名鹊起的强力借助。一时，东三省的机关、学校、社会团体甚至商店的字号到处可见郑的手笔。通过“外交”途径，他的字还漂洋过海，传至日本和韩国，在异域引出不少追慕者。

题字“交通银行” 沿用至今

郑孝胥不仅工诗，而且善书，书名极大。他善长楷书、隶书，学颜真卿、欧阳询，受益于北魏碑版，其作品字势偏长而苍劲朴茂，开创了潇洒俊逸、凌厉干练的独特风格。他的行楷不仅流畅飞动，而且劲道十足，这是历代书法家都难以达到的极高境界。

Z名书法家沙孟海对郑孝胥评价很高：“他的作品，既有精悍之色，又有松秀之趣，活象他的诗，于冲夷之中，带有激宕之气”。

郑孝胥在世时，其书法的酬金之高，特别罕见。1915年刊印的第一版《词源》，他题书名2个字收润笔费500两白银；为商务印书馆题写5个字的馆名，索银1万两（后因落款争执，未成）。

我们现在在市面上见到的“交通银行”四字，就是出自郑孝胥笔下，笔法开张、骨力清奇。当时他的润笔是4000两白银。这个老照牌字能留下来，也是有它的道理的。

清亡后他寄居上海十三年，虽由“帝师”而变为布衣，但崇拜他的造访者、求字者络绎不绝，甚至像康有为、吴昌硕那样的前辈宿儒都亲登其门。但当他委身日寇豢养的伪政权后，诗坛、书坛都耻于与之为伍，甚至旧时的铁杆好友陈衍、昌广生等都与他断然绝交。他的书法作品因他人生的污点而遇冷，不仅市场价格大幅贬值，其艺术价值也被大大贬低。

每每观其书法作品，想到有如此才华之人落到如此地步，不禁令人唏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