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当代美术的发展，“写生”这一观念被重新提起，引起当代学者、艺术家的广泛探讨。广西艺术学院李永强副教授就曾针对当代的写生问题作出了以下论述。

近现代之写生注重对景作画，古代师造化讲究心领神会，物我合一。它们之间虽然有所不同，但亦存在Y定的联系与延续性。近现代之写生之所以能够在二十世纪风靡Q国，是由于世纪初中G画变革的需求与现实主义创作思潮的影响，有Y定的意识形态的原因。一百年积淀之后，我们应当理性地分析写生，应当将近现代之写生与古代师造化合二为一，做到形而下与形而上的高度统一，推动中G画的发展。

“写生”一词，古已有之，但彼时之意与今日有所不同。古时“写生”之意在不同时期大致可分为四类：一为人物肖像之写真，如唐代彦悰之《后画录》中云：“唐殷王府法曹王知慎，受业阎家，写生殆庶。用笔爽利，风采不凡。”二为绘画之技法，如北宋沈括《梦溪笔谈》中云：“诸黄画妙在赋色，用笔极新细，殆不见墨迹，但以轻色染成，谓之‘写生’。”三为对景创作，如北宋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中云：“赵昌者，汉州人，善画花，每晨朝露下时，绕栏槛谛玩，手中调彩色写之，自号‘写生赵昌’。”四为花鸟画，如明代唐志契《绘事微言》中云：“昔人谓画人物是传神，画花鸟是写生，画山水是留影。”五为笔墨表现出的生动状态，如清代邹一桂《小山画谱》中云：“画有两字诀：曰活，曰脱。活者生动也，用意、用笔、用色一一生动，方可谓之写生。”考察以上五种含义，只有第四种与近现代意义上的“写生”较为接近。

一、写生与师造化之别

近现代意义上的“写生”指的是二十世纪以来形成的概念，其基本意义是面对实物进行作画，如山水画家走出城市到山里进行写生，人物画家在画室里请模特进行写生，等等。一般意义上讲，写生不是创作，写生作品也不能作为成品绘画，更多的画家把写生作为搜集素材的手段，提高对事物认识的方式等。在这个层面上，“写生”与古代之“师造化”颇为相近，但仍然有区别，古人的“师造化”更多是画家通过对客观事物的观察、默记，达到心领神会，与客观事物高度契合，ZUI终心手相一，随心写出，生动传神。

对此，画史中有不少相关记载，如《宣和画谱》卷十记载范宽“卜居于终南、太华岩隈林麓之间，而览其云烟惨淡、风月阴霁，难状之景，默与神遇，一寄于笔端之间。”此书卷十八亦记载易元吉“游于荆湖间，搜奇访古，名山大川。每遇胜丽佳处，辄留其意。几与猿狖鹿豕同游，故心传目击之妙，一写之于毫端间，则是世俗之所不得窥其藩也。又尝于长沙所居之舍后，开圃凿池，间以乱石丛篁，梅菊葭苇，多驯养水禽山兽，以伺其动静游息之态，以资于画笔之思致。故写动植之状，无出其右者。”

还有罗大经《鹤林玉露》丙编卷六中云：“曾云巢无疑工画草虫，年迈愈精。余尝问其有所传乎，无疑笑曰：‘是岂有法可传哉！某自少时取草虫笼而观之，穷昼夜不厌，又恐其神之不完也，复就草地之间观之，于是始得其天。方其落笔之际，不知我之为草虫耶，草虫之为我耶，此与造化生物之机缄盖无以异，岂有可传之法哉！’”还有清代石涛所云的“搜尽奇峰打草稿也，山川与予神遇而迹化也，所以终归之于大涤也。”这些随处可见的论述说明了中G画师造化的含义，其归根到底还是必须回归“中得心源”。而近现代所云的“写生”则更侧重对景作画，说的更加直白一点，就是更侧重要画的像，画的惟妙惟肖，即写实。

其实，早在二十世纪初期就有一些学者对这一问题进行过精辟的论述，不少有着真知灼见的画家们在思考“写生”对于中G画的得与失。俞剑华在《国画研究》中云：“无论山水人物花鸟，初写生时。利用外国之方法，其目的在求形状之正确，及其形状既得，无论画工笔、写意，必须用中G之方法，以求笔力之挺拔，色彩之明净，格局之潇湘，气韵之生动，始成为优良之国画。始是人为我用，若一味服从他人，忘其固有，舍己耘人，久假不归，则我为人用，其患有不堪设想者矣。”黄宾虹亦云：“至若写生，但求形似，毕竭工力，而我之精神性灵皆凝滞于物，直与髹工何异？”又云“写生只能得山川之骨，欲得山川之气，还得闭目沉思，非领略其精神不可。”

两位先生对中G画的理解都极为深刻，在“写生”风靡之时能提出如此精辟之观点，实在是中G画学之幸事。的确，写生是西方绘画的方法与术语，而中G画又有着自己的特殊性，它关照自然的方式，表现自然的方式，它的意境、语言、审美标准等与西方绘画绝异，因为我们必须正确地理解写生、正确地去写生。

二、中G画变革背景下的“写生”

二十世纪初期，面对西方艺术的大量涌入，在中华民族自信心与自尊心严重被颠覆的情况下，画界出现了对西方绘画顶礼膜拜的民族虚无主义。他们以西方绘画的写实标准来衡量中G画的优劣，并得出了中G画不科学，不先进，衰败之极，急需改革的结论。“写生”就是在这样一个大环境中被引入，并被推崇之极的。“写生”之所以在二十世纪风靡Q国，是源于国人对绘画的审美标准发生了改变，是以西方“科学的标准”“写实的标准”来审视中G画的结果。

因此，当时不少学者对中G画的改革提出了意见，即采用西方绘画的写实精神与写生技巧，如陈独秀云：“要改良中G画，断不能不采用洋画的写实精神。”蔡元培《在北京大学画法研究会上的演讲》中云：“故甚望学中G画者，亦须采用西洋画布景实写之佳，描写石膏物像及田野风景。”高奇峰云：“我再研究西洋画之写生法及几何光阴远近。”徐悲鸿谓：“写实主义足以治疗空洞浮泛之病。”，等等。因此，“写生”这一西方绘画的方法得到了中G广大艺术家的青睐，并普遍践行。早在1940年，俞剑华于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国画研究》一书中就专门设立一章“写生之研究”进行探讨，作者对写生给予了极高的地位，认为绘画无论中西、古今，仅有一法即写生。在梳理了中G画的写生历史与脉络之后，ZUI后发出了欲复兴中G画，必实行写生不可的呼声。“写生”遂成为中G画改革的济世良方，也成为当时画家热衷讨论的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