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从1912年至1949年，短短三十多年，却是一个政局动荡不定，内战外患频仍的时代。但是，令人意外的是，这一时期的书法艺术却异常繁盛，书坛中名家辈出，各家书法面目迥异，各领风骚，真可谓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推翻封建王朝带来的社会变革会促使整体思想文化的革新，随之而来的新文化运动浪潮即是证明。但书法方面的思想解放会稍早，清末“馆阁体”带来的“以字取士”的禁锢在科举废止的时候被打破，孕育了近百年的清代碑学书潮，破茧而出，终于有了一片自由发展的天地。

考古发现的诸如殷墟甲骨文、青铜器铭文、敦煌写经以及楚简、汉晋简札牋纸以及各类墓志碑碣等给了书家前所未有的见识。这些年代久远、失传千年的书体，大大刺激了民国书家追求自由和个性的热情。社会的动荡使得许多名迹法帖由秘藏进入市场交易，当时的学人、新贵有机会得见原迹，收入书匣。同时，清末传入中G的西方照相及印刷技术也为书家们提供了便利---过去难得一见的古代书法名迹，可以大量翻印，更为逼真地呈现在人们眼前。更多的人能够接触到优秀的范本和丰富的资料，这不仅使研习书法的人数陡增，也大大提高了人们的学书兴趣，促进了书法艺术的普及和民国书坛的繁荣。

民国历时虽短，但书坛人才济济，名家辈出。胡汉民、李叔同、王福庵、于右任、溥儒、马一浮、谢无量、张大千等才气纵横的后起之秀相继崛起，这些人在碑、帖间游走，各自展现出独特的面貌。于右任，醉心草书，与王世镗、刘延涛等人，发起成立了“标准草书社”，倡导“易识、易写、准确、美丽”的“标准草书”理想。于字沉雄朴厚，熔小草书与北碑于一炉，为碑帖的融合开辟了新的发展思路。

郑孝胥、沈曾植、康有为、吴昌硕、陈宝琛、谭延闿、吴敬恒等前清遗贤学识广博，是民国初年书坛的主力。康有为的书法理论著作《广艺舟双楫》，是继包世臣之后力倡碑学的巨制，其深远影响延续至今。吴昌硕凭借其诗书画印全面的能力，于海上独树一帜，成为海派巨擘。康、吴二氏就得益于对“碑”的钻研而有新的面貌，但另有一些遗贤坚守他们帖学的主张，诸如陈宝琛、张元济等。他们的书法虽少有奇构，但却不同于死板的“馆阁书”。碑、帖同参的遗贤多是深谙中庸之道的人，郑孝胥即是其中代表。郑孝胥以遗老自居，擅长行书，取径欧阳询及苏轼，又得力于北魏碑版，作书字势偏长而苍劲朴茂，形成一种清刚、遒劲、凝炼的风格。沙孟海评其书“有精悍之色，松秀之趣”。不同的审美趣味会造就各异的书法风格，这也为民国书法的绚烂自由奠定了基础。

民国书家除开部分画家外，或为民军政要员，在政坛上可以呼风唤雨；或为文化名流，在学术上卓有建树。他们多视书法为小技余事，但时事造就了他们的传奇经历和开阔视野，奇人自有不凡的气度和博大的胸怀，因而他们的书法是从容而自由的，这就是真正的“民国范儿”。康有为、梁启超、李叔同、马一浮等人学贯中西，他们的字里透露出一种不同前代，更具性情的书卷气，这是思想自由的外化。书画同源，吴昌硕、齐白石、张大千、黄宾虹等对金石、书画、诗文无不精通，更宽的艺术视角，给他们的书法注入了新的活力，这也让民国的整体书风更加绚烂多彩。

民主自由让社会进步，也让艺术更为纯粹。当艺术变得纯粹，书法变得自由的时候，发展繁荣是大势所趋，可以说民国书坛真正称得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