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中G画的学习和传承大多依靠家族世袭式父子相传和师徒相授的方式,时间发展至民国,在“西学东渐”的影响下,中G画的教育方式又发生了哪些变化呢?
二、民国传承:名师未必出高徒,“明师”才能指引方向
20世纪初,西学东渐,现代美术学院的雏形逐渐形成,徐悲鸿、刘海粟等将西方美术教育学院体系引入中G,但中G传统“师承”方兴未艾,张大千的“大风堂”、吴湖帆的“梅景书屋”、冯超然的“嵩山草堂”依然主要采取师徒-自学模式。
上海大学美术学院教授徐建融以个人的角度看,民国的师徒传承教育中最成功是梅景书屋,它是全方位铺开的,这种情况除了老师本人优秀,还有学生的条件也得好,因为教学是两方面关系的融合。
“梅景书屋”入室弟子张守成(1918---2013)在《梅影花絮》一文中回忆:
“我是在1938年夏天由姨夫(沈韵初先生,即吴湖帆外祖父的孙子)陪同到吴老师家。在此之前吴老师只有王季迁一个学生。而后因为吴师母潘静淑病故,吴老师为了排遣悲伤,同时也看到很多有水平的年轻画家几乎没有人能指点他们进一步提高,经过同道、朋友、亲戚的推荐介绍,于1941年在同一时间内正式收了八个学生,这八个学生是陆沁范、李仲斐、朱梅邨、徐玥、陆抑非、徐邦达、俞子才、张守成,以后陆续增收弟子达四十余人。从1938年到1957年这近二十年的前十年中,我每星期差不多部去老师家四五次,而且一般都在老师家里吃夜饭。
吴老师的教学方法是因人施教,寓教学于闲谈。他很少,甚至可说从不当场作画,从不示范教你如何作画。他认为画无常法亦无常理。虽然他常常介绍学生去学古代哪一派、哪一家、哪种笔墨线条,主要是为了纠正你某些作画缺点,提高你的艺术水平。对于我的画,他认为我的出笔挺秀,劲峭有力,但是韧练不够,含蓄不够,有剑拔弩张的气势,就是不够宽大,他给我董其昌的水墨山水册临摹,以改进我绘画的气质;对俞子才的画,则认为宽阔有余而劲峭不足,要求他学北宋山水;对陆抑非则认为秀润是他的特点,要他学习恽南田,并加以宋人线条,就能更进一层,不宜去学苍劲老辣的一路。我们几人以后的发展正证实了老师的预见,吴老师只是就事论事,就画论画,从不空谈美学理论,但是却能实实在在地提高各人的艺术水平。”
由此可见,“梅景书屋”的学生看的是古画,带回家临摹的也是古代真迹。在吴湖帆日记中也有提到,在他不在的时候,王季迁把挂在墙上的画带回家,因此被骂了一通。徐建融从画史上读到,宋徽宗的“宣和画院”也是类似的教学方法,尽管米芾等做过指导,但他们没有学老师,而是从宫廷收藏中拿出画给画院的年轻人临摹,进出画库也是要有纸条、有专人押送。
张守成之女、上海文史研究馆馆员张渊,作为“梅景书屋”的第三代传人之一,她尊称吴湖帆为“太先生”,回忆小时候父亲带自己拜访吴湖帆,说:“我只见过太先生画过一次画,他画画一般都是晚上,白天就是各种朋友来聊天谈画,大家讨论鉴别画的真假,画的笔法如何。太先生家里的收藏非常丰富,几乎每次去墙上的画都是不一样的,那些画至少清代,远的是元代的,所以去拜访的人看到的是不同的画,谈论的也不一样。”
出生于1943年的张渊,因为历史原因初中毕业后,无书可读,无路可走。父亲张守成决定让她学画,运用的依旧是吴湖帆临摹宋元古画的方式,此后父亲的老朋友江寒汀收其为“磕头拜师”的入室弟子,江寒汀的教学方法是开画稿回家临摹,张的舅舅陆抑非也给予她绘画上莫大的帮助,父亲张守成更是把唐云、应野平的画带回家给张渊临摹学习,同时也把她送到哈定画室,学了两年西画基础。
但对于张渊而言,记忆最深刻还是1963-1964年期间,吴湖帆因为生活所迫要将收藏多年的宋人册页转让,在买家来取之前吴湖帆借给张渊让她赶紧带回家临摹,近50年过去了,张渊回忆起临摹这套工笔花鸟册页的情景,似乎回到了当年:“我几乎两天没有睡觉,因为时间紧,只能勾局部临摹,想想宋人真迹放在手边,边看边临摹,放到现在是想也不敢想。后来,每每画到工笔,我都会想到当时临摹的宋人册页。”
不开课徒稿,不看老师画,直接给学生看古代真迹并且有针对性、因材施教借给学生带回家临摹是“梅景书屋”的授业方式,看古画、鉴古画,以此提升学生的绘画技艺和眼界,这些中G古代流传下的“师承”方式在民国时代的“梅景书屋”得到了延续。在张渊看来,对于中G传统的学习(比如戏曲、中医)不应该是上大课的性质,应该是师父带徒弟式的。上大课教不出好的学生。最后还是要看师从哪一派的。
比起“梅景书屋”吴湖帆、或是“大风堂”张大千,“嵩山草堂”之中冯超然的名头似乎远远不如前两位,但“嵩山草堂”的弟子陆俨少却被广为知晓。
对于学生和老师齐名,或者超过老师的状况,徐建融依旧归结为“名师”和“明师”的区别:“在私人带头、‘私塾’式的绘画教育中,真正优秀的很少,大部分只是做到了传承老师一派,有所创新、创造、升值是超越的很少,民国期间‘嵩山草堂’和‘梅景书屋’是比较成功。像冯超然先生对陆俨少先生的教育,最大的一条就是不应该像我,冯超然先生当时说的,他最满意的就是教出来一个不像自己的学生。”而陆俨少,在中G美术学院任教期间,更是培养包括了陈家泠、谷文达在内不同艺术面貌的学生,此为后话。
然而,“五四运动”之后,西学东渐,中G画教育日渐受西方学院教育影响,开始渐渐发生变化。对此朗绍君认为:“对于传统的中G画传承,如潘天寿说的是‘师徒加自学’。在废除科举以后,引进西式学校教育,称为‘新学’。”又有一批批的留学生,到海外学习绘画、雕塑。20世纪前期的几所国立美专,大多是西画家所主持。刘海粟、徐悲鸿、林风眠、汪亚尘、唐一禾等等,都是留过或游过学的。
整个20世纪主导中G画教育的已经不是师徒相承,而是学校教育。而学校基本上是西画家在主持。吴冠中说,他就读的杭州艺专像是“巴黎美术学院的分校”。教师多是留法的,课程也学法国,图书多法文画册,学校专门有代表派驻法国。一周只有两个下午学中G画,每正上午都是西画课。1946年,徐悲鸿开始主持北平艺专,以写实主义改造中G画,这种方式也一直影响着新中G的学院中G画教育。